延河之滨的希望之光
——延安时代马列著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百玲

　　1937年后，古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的最前沿。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来到这里落脚。正如陈毅诗中所说，“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十多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便从这里走出去，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社会从此走向了“光明的前途”。

　　之前由于连年征战以及受反动当局的镇压和查禁，加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很少，党内多数同志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红军经受了长征的洗礼，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亟须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938年9月，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普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明确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第一个经典著作编译机构

　　党在延安迎来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研究和学习的热潮时期。193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专门培养党的高级干部。学院下设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这是由党中央正式组建和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它标志着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了初具规模的、有组织的新阶段。张闻天担任院长并兼任编译部主任，足见党中央对经典著作编译的高度重视。

　　由于条件所限，这一时期的编译工作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尤其是缺乏文献资料和工具书，但是，已经比前一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善。这时的编译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关怀下，由一个有组织的团队承担的，因此，编译工作逐步向发挥集体力量的有组织的翻译过渡。马列学院编译部汇集了英、俄、德、法、日等多种外语人才，如何锡麟、柯柏年、王实味、景林、赵飞克、王学文、张仲实、陈絜等。参与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的还有吴亮平、博古、艾思奇、何思敬、成仿吾、徐冰、曹葆华、王思华等人。编译部设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集中主要力量翻译出10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20卷《列宁选集》。

　　“两大丛书”与“两大选集”的诞生

　　这一时期，不仅翻译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翻译成果的出版也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1938—1942年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10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发行。延安解放社还陆续出版了一批马列主义译著，如《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剩余价值学说史》、《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马恩与马克思主义》等一些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其中，“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的出版最能代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的成就和水平，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中央军委专门抽调了一些懂外文的同志建立了由曾涌泉领导的中央军委编译处，这是第一个由党领导的专门翻译马列主义军事著作的机构，集中翻译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恩格斯的一系列军事著作。1939年初，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焦敏之所译的《冲锋》、《军队论》是军委编译处最早译出的恩格斯军事文献。1939年底出版的焦敏之翻译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恩格斯军事论文集。曹汀、杨松、袁维节等人也翻译了一些马列主义军事著作。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主要收入了中央军委编译处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这些译著的发表出版，为革命战争提供了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支撑。

　　此外，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也组织编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面的著作。

　　理论的力量支撑着我们

　　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集中翻译，对于我党的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伴随着这些中译本的出版，在延安掀起了一股阅读、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中央领导同志学习阅读马列著作的热情也很高，有时刚翻译出的译稿，就被毛泽东等同志要去阅读，现在还能在当时出版的书籍上看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的签名。在这里有一种理论的力量，支撑着人们不断学习，并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热情与孜孜不倦的追求。

　　毛泽东不仅大力支持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还亲自组织学习小组，带头学习马列著作。同时，他反复对全党提出，不能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也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带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在延安窑洞里写作了大量传世之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对抗日战争时局作出科学判断的《论持久战》等，这些著作都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学个唐三藏及鲁迅”
——毛泽东与经典著作编译工作
梓沐

　　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同时，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外来文化的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仅在延安期间，他就多次对翻译事业和搞翻译工作的同志进行指示，鼓励他们做好翻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作出贡献。
　　把理论力量化作战斗力
　　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他高瞻远瞩，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同志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满怀信心地提出希望，“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地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前提，是马列著作中译本的大量翻译出版。此前由于战争条件所限，加之革命情况艰难，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翻译和出版的马列著作种类和数量都不多。为了彻底地改变这一情况，党中央下大决心，于1938年成立了延安马列学院，专门下设了经典著作编译部，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翻译人员专门致力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
　　“你们翻译的每一个字都有用”
　　第一个到马列学院编译部的何锡麟（现为中央编译局顾问）有一次遇到毛主席，询问他所翻译的东西有没有用时，毛主席当即回答道：你们翻译的每一个字都有用，离开你们，我们就是瞎子!
　　这一说法并不是夸大其词，毛泽东一再反复强调翻译的重要性。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范围内掀起了马列主义的学习热潮，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了推动延安整风，并实施系统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宏大构想，毛泽东于1942年亲自组织编译并亲自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文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继续扩大经典著作编译队伍，加强力量，毛泽东在1942年还设想在整风结束后，在中央设立一个大的编译部，并把中央军委编译局并入，组成一个有二三十人工作的编译队伍，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果再有力量，则继续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
　　1943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由毛泽东提议并亲自审订的《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为此，特组织了翻译校阅委员会，由凯丰负责，并提出了具体工作任务，“希望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各同志把这一工作当作对党最负责并必须按时完成的业务之一部分”。
　　为做翻译工作的同志们正名
　　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泽东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为做翻译工作的同志们正名。“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其实，早在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给当时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信中，便以中国古代玄奘取经译经和鲁迅之功喻翻译的重要性。“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莫贝舒

　　延安时期，有组织的马列主义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为延安的学习潮创造了条件。党中央十分重视理论学习，尤其是马列主义的学习。1938年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动员全党同志加强学习，他指出，“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继续号召，“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 

　　全党干部学习忙　　 

　　为了促进学习，专门成立的中央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运动，拟订了学习计划，建立起学习制度，规定延安的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坚持每天学习两个小时。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两次，在职干部以自学为主，同时组织必要的讲课和讨论。不久后，还成立了各级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亲自担任中央学习组的组长。全党的学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广大在职干部求知若渴，利用工作间隙和学习时间，广泛开展学马列主义理论、学文化、学业务的活动，克服“本领恐慌”的问题，学习已经蔚然成风。 

　　“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这既是当时艰苦学习环境的写照，也是人们克服困难，善于创造条件学习的豪迈宣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资本论》、《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社会学大纲》等都是当时学习的热门书籍。

　　专门设立学习节，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1940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中央设立的“学习节”就定在这个日子。早在两个多月前，党中央就发布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并规定在此期间各单位要总结全年的学习情况和经验，并进行奖励。

　　窑洞大学育栋梁

　　为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的培养，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30余所大学。大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在这些窑洞大学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课程。除了专门教员的教学之外，在延安大学中，还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报告和演讲，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为大学的学员们讲过课，著名学者艾思奇、和培元、吴亮平、柯柏年、王学文、王思华等人也经常作哲学演讲。

　　经过这些窑洞大学的培训，一批又一批学员成长为中国革命的坚强砥柱与栋梁之才。仅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几年间就培养了十几万名党政军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储备。这些窑洞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大课堂，成为中国革命的大熔炉。因此，毛泽东曾自豪地说过，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光辉文献述辉煌

　　党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学习、研究、宣讲马克思主义，同时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理论创新，留下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文献。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是给学员作报告的讲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与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深沉洞察一旦结合，就散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思想光芒与力量。毛泽东在延安期间，就撰写规模庞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仅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多达110余篇光辉著述。

　　实践证明，通过这些规模浩大、参与广泛的学习运动，在党内外宣传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理论，大幅提高了各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在延安时期，我党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批判的武器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