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星星之火是扑不灭的
——在艰难岁月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郭伟伟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和传播面临着严峻险恶的环境。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统区内也进行了 “文化围剿”，企图扼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仅1931年被查禁的进步书刊就有228种。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采取野蛮的法西斯手段迫害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
但真理的星星之火是扑不灭的。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怀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信念，秉持着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冒着被关押、被杀头的危险，利用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手段，尽一切可能坚持编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了摆脱敌人查封，他们通过各种巧妙的应变形式，在马列著作的封面、书名、作者、译者姓名和出版机构及其地址上进行隐蔽和伪装，对书刊乔装打扮。这就是“伪装书”的来历。
通过“伪装书”传播真理
1929年的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然而，就是在今天的上海康定路762号，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上海秘密创办的地下出版机构——华兴书局悄悄诞生了。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华兴书局克服了重重困难，采取了种种伪装，翻译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对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对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1930年，华兴书局秘密出版了华岗重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二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该书初版时采取了伪装本形式，书名删去“共产党”三个字，只保留“宣言”二字，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华兴书局还出版了一批伪装得更加巧妙、超出人们想象的书籍，这些书看上去是通俗读物、历史或现实故事，但里面的内容却是马克思主义文献或党的文件。
今天，我们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仍可以找到这样的“伪装书”。这些书籍题为“卓别林的故事”、“闺中丽影”、“海上花列传”、“东周列国志”、“秉烛夜谈”等，而翻开封面和前言之后，内容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一本封面叫《世界全史》的书，翻开后实际上是《列宁选集》第12卷。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如此之多的“伪装书”的存在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思想的残酷镇压，同时更映衬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智慧和胆识。
秘密出版机构的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北方白区的革命形势有所回升和活跃，而革命群众的精神食粮却极感贫乏。1931年，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需要，北京党的地下组织在保定成立了又一秘密出版机构——北方人民出版社。为确保安全，从编审、校对到出版、发行均由该社负责人王禹夫一人担任。
在党组织的大力帮助下，王禹夫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以巧妙的形式出版和重印了许多党的文献和马克思主义书籍，有力传播了革命的种子。
1996年1月3日，王禹夫在北京去世。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给他的家人留下任何贵重的财物，只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上万册的革命书籍。1998年4月，王禹夫同志的亲属将其毕生收藏的图书资料共计2万余册，全部捐赠给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当人们看到这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时，心灵无不为之而震撼！
这一时期，郭沫若、侯外庐、郭大力、王亚南等人翻译《资本论》的曲折故事，谱写了一曲革命者百折不挠地传播真理的壮丽诗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以笔为戟去战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等一些进步出版机构也积极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处在国民党军事围剿中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战斗频繁，条件极为艰难，但我党仍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深层次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继续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
在白色恐怖下翻译与出版《资本论》
雨竹
如果让我们找到一部在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势力猖獗的黑暗年代里，最能够体现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之心的著作，那非《资本论》莫属。《资本论》是马克思集毕生心血写成的不朽巨著，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这样一部鸿篇巨著的翻译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尽管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就曾撰文介绍过《资本论》的基本观点，但由于翻译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耗时费力的工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读者都没能完整地看到这部巨著的全貌。
“为译《资本论》而死是光荣的”
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抱定了全文翻译《资本论》的决心。1924年，他回国后不久就在上海制定了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五年计划”。有人劝他放弃这个想法，理由是这项翻译工程会耗尽一个人的全部青春和心血。日本的高畠素之就因花费十年时间把《资本论》译成日文，结果积劳成疾而亡。郭沫若力排众议，坚决地回答说：“如果能为译《资本论》而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
可是这个宏伟计划在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却没有获得通过。由于出版社不敢承担出版《资本论》的风险，郭沫若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使他感到十分遗憾，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热情和决心。在险象环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郭沫若陆续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著名篇章，对传播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是陈启修。1925年春，陈启修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易名陈豹隐，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手翻译《资本论》。他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日文译本进行翻译。
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陈启修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中文译本。陈启修原计划分十册出版《资本论》，但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下只出版了第一分册。
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留学苏联，精通六国语言的潘冬舟见《资本论》出了第一卷第一分册便没了下文，于是决定接着陈启修的工作继续翻译。潘冬舟的翻译速度很快，文风朴实流畅，先后译出《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三、四篇，分为两册，即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于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东亚书店出版。不幸的是，1934年底，由于叛徒的出卖，潘冬舟被蒋介石点名抓捕，1935年牺牲于武昌。革命者翻译《资本论》的努力再次被扼杀。
要完成翻译《资本论》的夙愿
1936年6月，《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以世界名著译社名义出版，译者是侯外庐和王思华。
早在1924年，年轻的侯外庐就结识了李大钊。1924—1926年间，他经常得到李大钊的关怀和教诲，并多次谈到《资本论》。李大钊为中国尚无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而感到遗憾。由于受到李大钊的鼓励和推动，侯外庐决心要翻译这部巨著。1928年，他在法国开始翻译《资本论》，到1930年回国前，共译完《资本论》第一卷的二十章。
侯外庐回到祖国后，结识了当时执教于中法大学的王思华，两人一见如故。王思华和侯外庐一样，也有一段受李大钊启蒙的经历。两人由于有着共同的信仰，和比较接近的对《资本论》的研究基础，很快就结成志同道合的朋友，并相约合作，从头翻译《资本论》。为了让《资本论》第一卷尽快与读者见面，他们将这本著作分为上、中、下卷进行翻译。
1932年9月，生活书店以“北京国际学社”的名义出版了他们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上册。1936年6月，又以“世界名著译丛”的名义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上、中、下三册的合译本。侯外庐署名为“玉枢”，王思华署名为“右铭”。
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后，侯外庐同时准备第二、三卷的翻译工作。他原打算与王思华合译，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继续合译。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下，侯外庐开始自己翻译。在友人的建议下，他先把《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地租部分翻译出来，但在这期间，他也没有放下第二卷的翻译。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侯外庐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大部分和第三卷地租部分的翻译。他把第二、三卷的译稿以及他的很多相关书籍都集中起来放在箱子里，托人将其带到延安。但遗憾的是，这箱译稿都毁于战火。只有第二卷的十五章译稿没有放在铁箱里，得以保留下来。
在此期间，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另一个译本，译校者是吴半农和千家驹。商务印书馆原计划将这部著作的三卷全部推出，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全书的翻译出版计划最终被扼杀。
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佳话
杭州西湖湖畔的大佛寺清静依旧。别说游人，就是杭州本地人，大多也不大清楚这里曾与《资本论》的一段翻译故事有过渊源。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资本论》的计划就是从这个大佛寺开始的。他们合作翻译《资本论》的历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史上的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佳话。
1927年，郭大力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在上海中学教书。半年之后，因有向学生进行“赤化宣传”的嫌疑被解聘。1928年1月，他离开上海来到杭州，选择了既僻静、房租又便宜的大佛寺住下来，开始翻译《资本论》。恰巧王亚南刚刚大学毕业，和郭大力一样，为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里，他想在这里写一部长篇小说。
两位热血青年意气相投，很快成为知己。在郭大力的鼓动下，王亚南决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郭大力合作翻译《资本论》。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这部科学巨著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就在这青灯古佛旁边的书桌上开始了。经过十年的努力与磨难，他们于1938年终于完成了《资本论》三卷的翻译工作，交付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1938年的上海已经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然而，《资本论》三卷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全译本的校译工作就是由郭大力在这个“孤岛”上完成的。
当时，处于秘密状态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法租界总共只有两个小房间。为了工作方便，郭大力住进了出版社负责人郑易里为他安排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摆着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郭大力就在这个斗室里夜以继日地修订、整理他和王亚南多年积累的翻译成果——《资本论》。
在日本帝国主义包围下的租界里，译者和出版社总共只有十几个人。大家齐心协力，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出齐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资本论》三卷中文本。1938年8—9月，《资本论》这部巨著终于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和国统区的传播
念德
大革命失败后，处在国民党军事围剿中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战斗频繁，条件极为艰难。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仍然尽最大努力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们想方设法，用土纸、油印、石印、木板印来印制、出版了多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瑞金，曾用木板印刷了一批《共产党宣言》。
中央苏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据不完全统计，仅1930年至1934年，苏区就出版各种不同的教科书28种，各种报纸和杂志16种，政治读物和社会科学书籍69种，其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占大部分，例如《国家与革命》的全译本、《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等。党的机关刊物《斗争》也发表了若干列宁著述，如《革命军战斗队的任务》、《致圣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游击战争》等。
在极端艰难的战争环境里，毛泽东仍然非常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想方设法收集马列书籍。他反复研读的《反杜林论》译本，就是在1931年红军攻打漳州时，他亲自在县城里寻找到的。毛泽东对自己收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十分珍视。长征途中他丢弃了许多衣物，却始终把马列著作像宝贝一样带在身边，带到了陕北。
据《反杜林论》的译者吴亮平回忆，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多次邀请他到自己住处，研究《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原则，来深入探讨当时的革命实际问题。毛泽东以“大禹治水之功”比喻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的功绩，说他“功不在禹下”。
毛泽东重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更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中共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已经意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代表。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入中国各地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中国实际，先后写出了一系列经典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以及《才溪乡调查》、《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三部名震一时的调查报告，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今天的上海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
“左联”以笔为戟去战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翻译、介绍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和苏联早期一些文学家关于革命文艺理论的文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艺思想界的领导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鲁迅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1932年，瞿秋白将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论述文艺的信件，整理、编译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这是我国传播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开篇巨著，受到鲁迅的称赞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欢迎，对于当时的革命文艺运动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冯雪峰、茅盾等许多“左联”的同志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许多的努力和贡献。
在今天繁华的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坐落着一家具有光荣历史的著名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简称三联书店）。它的前身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三家书店员工冒着生命危险、英勇机智地坚持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在革命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被誉为“革命文化的堡垒”。1948年10月26日，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出版工作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香港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高度赞扬了这三家进步书店的工作。1949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书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作了很宝贵的工作。”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