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衣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谈！我拜读了您大量的论文和著作，您把深邃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让读者感觉哲学不是一种抽象的、封闭的逻辑推演和难以理解的文字游戏，而是对于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存中的一种生生不息的涌动着的批判性的理论活动和文化精神的构建。

　　衣俊卿  是的，这种哲学风格一直是我的自觉的学术追求，记得我曾这样表述过自己的“学术心语”：从入大学起，我就同哲学有了不解之缘。从根本上说，在人类文明史中一直与人类共存的哲学，并不是一种给定的、静止的、抽象的、僵死的理论教条和知识体系，而是内在于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存之中的一种生生不息地涌动着的批判性的理性活动和文化建构。哲学对于我而言，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不是谋生的职业，而是最本真的生命活动；不是普遍的逻辑推演，而是个性的生命创造。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彰显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关怀人的生存境遇，永远是哲学的本分和天命。

　　　  在我看来，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远离生活世界，以纯粹的抽象范畴体系构造的思辨理性的“阴影王国”只是哲学的异化形式，实际上，无论是古希腊哲人关于人的自由和理性的对话，还是先秦智者关于人伦智慧的提炼，都表达了哲学与生活世界和人之存在的本质联系。只是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受自然科学的普遍化范式的影响，西方理性哲学的主导形式一度变成了黑格尔式的泛理性、泛逻辑化的思辨样态。而20世纪许多哲学流派回归生活世界的各种诉求，实际上都是在努力恢复哲学的本来样态。

　　记者 从您的哲学研究的发展轨迹来看，您的主要研究领域大体上经历了从早期的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再到后来以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性反思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研究，直至最近你倡导的微观政治哲学研究。可不可以说您的哲学研究发生过较为明显的转向？

　　衣俊卿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问答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来理解一个人理论观点的“转向”。如果所谓“转向”是指一个人前后期理论研究重心的变化或者观点的深化，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思想历程中发生某种转向。但是，通常所说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转向”，即一些理论家和思想家在思想演进过程中所发生的某种“断裂式”或“决裂式”的转向，例如，维特根斯坦晚年以日常语言和生活形式的理论追求否定了自己早期关于科学语言（人工语言）逻辑分析的哲学立场。我认为自己20多年的理论研究中，没有这种意义上的转向。

　　 表面上看起来，我的理论研究涉及比较多的领域，如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微观政治哲学、日常生活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性反思等等，但是，这些研究并不是各自分立的领域，它们实际上都集中于对当代世界和人的生存状况的研究，而贯穿所有这些研究之中的灵魂，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理解。可以说，从30多年前自己开始哲学专业的学习时起，马克思思想就构成了自己全部学术研究和理论视野的核心精神。

　　记者 那么您能简要地说明一下您的研究所涉猎的这些方面的内在联系吗？或者，您能简要地回顾一下您的哲学研究的发展道路吗？

　　衣俊卿  简而言之，我的哲学思考的原动力和兴奋点都来自对人的生存和人的命运的关切。依据对人的历史、人类文化和人类社会现实的思考，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往往可以发现人之三种基本的存在状态或存在样态：一是自由自觉的存在；二是异化受动的存在；三是自在自发的存在。虽然关于人的存在样态的这种划分属于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在现实中无论个体的存在还是一个类的存在都不会以单一的样态和方式纯粹地呈现，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某一种存在样态占主导地位的情形还是经常呈现的。因此，关于人和世界的研究可以从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或者样态入手。我的哲学研究，无论从内在逻辑演进上讲，还是从时间历程上讲，都可以看做围绕着人在各种活动领域中所呈现出的这三种基本的存在方式而展开的。

　　第一，我的哲学研究的逻辑的和现实的起点都是以展示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方式为核心的实践哲学研究。记得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和20世纪80年代，我比较多地参与中国哲学界关于实践、主体性、哲学体系改革等理论热点的争论，主要目的是揭示人的实践本质，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存在方式。但是，我清楚地意识到，人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存在方式既是人的本质规定性，也是人类不断奋力追求的目标，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的存在很少是以典型的自由自觉的样态显现的，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处处披着枷锁”。

　　第二，我关于人的现实存在状态的研究首先指向关于人的异化受动的存在方式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一直是我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的目的不是一般地评介一些理论流派，而是致力于揭示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理性文化的危机和人的异化受动的存在方式。

　　第三，我关于人的现实存在状态研究的另一个向度是以揭示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为旨趣的日常生活批判。从90年代初期起，当我开始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我意识到，对于具有悠久的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传统，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而言，其主导的生存样态既不是自由自觉的存在方式，也不是体验到自己的自由创造被物化和异化的力量所压抑而导致的异化受动的存在方式，而主要是一种自在自发的存在方式，因此，我试图从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和图式入手去把握这种自在自发的存在样态的文化根基。

　　第四，围绕着现代性反思而展开的文化哲学研究和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新世纪后，我逐步把上述研究整合起来，开始在全球化视域中来多维度地反思现代性问题，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道路、理念、价值和模式等问题。在这些研究中，我尝试着阐述更能够切中当今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论范式，这方面最新的观点陈述反映在我于2011年发表的一些成果中，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发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今社会历史现实》、我主编的“微观政治哲学研究丛书”，特别是其中我的《现代性的维度》一书之中。

　　记者 从您的上述概括，的确可以看出，马克思思想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理论思想，如实践哲学、异化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等，对于分析当今人类社会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从世纪之交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热逐渐兴起。金融危机以来，不少国家的《资本论》都脱销了。这些现象都表明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是，在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议，反对和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也十分强大，而且很多人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您能结合您的研究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衣俊卿  如果我们冷静地加以分析，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论调，在整个20世纪都不时有人断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人们整整一个世纪都在争论一种理论是否“过时”，那么这恰恰证明了这种理论非但没有过时，而且依旧有很大的价值和理论生命力，依旧对当下的历史进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如果它真的过时了，就自然会被尘封在历史的档案中，不会总被人们提及。

　　所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理论家，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认真回顾一下20世纪的人类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风云，那么我们的确不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力量和当代价值：从社会主义实践的壮丽日出，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从对资本主义的执着批判，到对人类文化困境的全面反思，处处都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强“在场”。20世纪并不缺乏理论和思想，在不同的时期，我们没少见到各种理论和思潮开出的“历史药方”，它们或是昙花一现，或是风靡一时，但是，没有哪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无论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它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

　　正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力量，使一些西方思想家也为之折服，世纪之交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曾有一段虽然很煽情，但却一语中的的断言：“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就在今年年初，在西方世界被金融危机和各种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当今十分有影响力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推出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他毫不含糊地断言，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够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但是，“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进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记者 您的分析很有说服力，而且20世纪的历史进程也的确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和现实价值。但是，为什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判断总会成为人们激烈争议的问题？

　　衣俊卿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传播历程中，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但是，也面对不少挑战，遭遇某些挫折，甚至是某种危机，从而使其当代价值受到质疑。我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十分复杂的。例如，一些人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其理论立场和价值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毕生致力于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种理论立场和价值取向毫无疑问会遭到来自资本主义体制的拒斥和反对。

　　不过，我在这里要分析另外一个问题：是否承认，能否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在很多时候也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的理解和把握密切相关。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专属于某一时代或者某一领域的某种实证知识或工具性理论，其价值不在于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解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批判性理论，其生命力和创新力不仅体现在其创始人的原初语境和理论观点之中，更体现在它与人类历史进程在每一个时代的重新对话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诉求。人类活动的超越本性已经清楚地表明，在较大历史尺度上保持生命力，并不断获得新的理论创新的思想或理论，决不会是具体的、给定的理论体系和结论，而只能是深刻的文化精神和开放性的理性反思和批判活动。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每当人类社会发展面临重大问题、重大危机或重大转折时，马克思主义都会强有力地出场，都会引起人们格外的关注。

　　而如果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这种与时俱进和批判的理论本性，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不变的原理、具体的理论结论和现成的历史药方加以固守，其结果必定不是彰显，而是贬损和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很多：当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的特定理解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导致思想僵化，堵死了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和创新之路；恩格斯晚年曾经批评过德国一些年轻人，不能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是把它变成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贴到各种事物上去”；这种固守经典作家的具体理论结论，而不去发展他们的批判精神的做法，在20世纪也经常存在，其结果是常常在新的社会历史现实面前得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错误结论。

　　记者 那您认为，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和当代价值？

　　衣俊卿  我认为，要点有二。首先一点，我们必须时刻牢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提供现成的理论结论和历史药方的实证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批判性理论，因此，我们分析20世纪各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时，不仅要关注“理论逻辑”，即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同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和理论原理相一致，更要关注“现实逻辑”，即它们在分析和批判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现实时，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

　　另外一个要点在于，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相比，20世纪人类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重内涵，以前所未有的复杂方式和异常丰富的形式得以展开，其中既有进步和发展，也有张力、冲突，甚至战争和灾难。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仅凭熟记几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和一些具体的理论结论根本无法穿透这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用作外在于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的反射镜，是没有实际价值和现实影响力的。真正具有理论解释力和理论穿透力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内在人类历史进程，从多维度、多侧面穿越历史间距，穿透复杂社会现实的理论棱镜。

　　在这种意义上，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变化不但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反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的彰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地平线。当然，能否在日趋复杂的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真正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构成了真正的考验。

　　记者 您阐述得非常生动形象。按照这种理解，我想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评价20世纪国外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它们对资本主义和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涉及很多方面，从经济批判、政治批判进到文化批判等领域。但是，关于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评价也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人认为它们实质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也有人认为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出现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已经过时。你是这一领域的专家，能结合这个问题谈一下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命运吗？

　　衣俊卿  必须承认，从1923年卢卡奇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以来，十余种，甚至数十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不断涌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上构成了十分壮观的景象。要对这些理论流派做出统一的、一致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流派在观点、旨趣和价值追求等方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评价方面，都存在很多差异，甚至相互冲突和相互批评；另一方面还涉及到我们选取什么样的视角和尺度对它们加以评价。

　　我注意到，一些学者基于“理论逻辑”的分析，往往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关注是“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的哲学转折，或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后马克思主义对微观权力的关注，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已经终结，等等。这种研究很容易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过程中的“间断性”和“转向性”，似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表现为某种经常性的“断裂”状态。我则认为，如果我们在这些理论分析中引入“现实逻辑”加以补充，透过这些理论变化把握社会历史现实的变化，那么呈现出的就不全是“间断性”，而是也会有间断和差异中的连续性。例如，我们可以选取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几个重要节点：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和基础因素的强调、列宁对宏观政治的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批判的强调、后马克思主义对微观政治的关注等。从“理论逻辑”上看，这其中已经发生了多次“间断”或逻辑转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百多年间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层变化、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人类实践方式和人类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以及随着这种变化而必然出现的人本身的变化等等要素和参量相应地引入，从“现实逻辑”来看，我们又可以看到在这些超越、间断、跳跃的背后，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执著的批判，对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的不断探求。

　　因此，我认为，尽管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观点等方面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错误的观点，但是，从总体上看，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出现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是一种积极的现象。

　　记者 您能不能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对上述论点再加以说明？我发现您的文化哲学研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密切相关。

　　衣俊卿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佩里·安德森的一个观点对中国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是误导。他断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心“由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向哲学”，从而使这些马克思主义流派“与政治实践相脱离”，“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阶级性。其实，这是一种很肤浅的表面化的理解，实际上，当面对1918-1922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纷纷失败，卢卡奇提出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为核心的意识革命，葛兰西提出以争夺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时，他们非但没有远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是真正根据社会现实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来思考革命的方略和人类解放事业。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所开展的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等，也并未远离革命实践，而是把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事业的推进，同克服人类普遍物化和异化的文化困境有机结合起来。这些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

　　 我曾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被各种文化困境所困扰的20世纪定义为“文化焦虑的时代”。这种提法同我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密切相关。我在《文化哲学》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成果中，一直强调，文化哲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领域，对文化哲学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加以建构。我所关注的文化哲学不是关于文学、艺术、宗教等具体文化现象的知识学探讨，而是对内在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之中，作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等领域内在的文化机制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透视，实际上是从文化模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是一种特殊的哲学理解范式，一种特定的历史解释模式或社会历史理论。20世纪西方理性文化的危机是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哲学的典型主题。当然，我的文化哲学不仅仅建立在理性文化批判基础之上，还与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思考密切相关。

　　记者  这就是您过去20年一直致力建构的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以文化转型为表现形态、以人自身的现代化为宗旨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吧？

　　衣俊卿  是的，我认为，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传统和沉重的传统日常生活结构，由此形成了以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情感、血缘等为主要内涵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基因不仅积淀为传统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体系和社会运行。这种传统文化模式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稳定和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的重要根基，但是当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开始参与全球化进程时，它又会对社会转型和现代性的生成产生严重的文化阻滞力，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同样是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哲学必须重点思考的课题。

　　记者  我注意到，在这方面您不但发表了姊妹篇《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而且在2011年5月出版了《现代性的维度》一书。您在书中说，这本书是您最执着、最投入的一次理论探索，并且代表着多年来您最集中的理论追求。这一次理论探索比过去20多年自己的任何一次理论创作所得到收获都更大、更刻骨铭心。您能回顾一下这次刻骨铭心的理论创作过程或者谈一下创作收获吗？

　　衣俊卿 我曾断言过，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我们当下研究的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构成深刻的关联。因此，我所开展的理性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等，都最终汇集到关于现代性的批判这一主题上。关于《现代性的维度》的创作过程的艰辛和苦恼我已经在该书的前言和后记中加以说明了。我在这里试着概括一下这本书对我而言，主要的理论收获是什么。大概有这样几点：一是对现代性这一当代人类社会的最热门话题表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点见解；二是通过对现代性的维度的解析，尝试着自觉地开启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视域；三是为自己进一步在全球化视域中思考人类的发展问题奠定了某种研究范式的基础。

　　记者  我们先探讨一下您关于现代性的见解。您在《现代性的维度》一书中说，您不是对现代性作价值判断，而是对现代性进行事实判断，这类似于“什么是现代性”的问题，如何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具体分析现代性的基本内涵、规定性、作用机制、活动方式、危机特征等。但是，学术界关于现代性的争论还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人们习惯于划分对现代性的捍卫和对现代性的批判两种理论倾向。您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衣俊卿 我知道，按照学界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我常常被视作现代性的坚定的捍卫者。对此，我并没有什么异议和质疑，主要原因是这种一般性的价值判断在我看来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解决不了实质问题，换言之，抽象地探讨“现代性好还是坏”是个“伪问题”。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现代性的规定性开始试着澄清这一问题。现代性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既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或者“时代意识”，也是吉登斯所说的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但是，无论作为新的“时代意识”还是“社会组织模式”，现代性都不是现成给定的、完成的、同质的东西，而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正在生成的“未完成的方案”。进而，这种生成性和未完成性还体现在现代性以微观的、多样态的、差异的、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方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生成，而不是外在于社会的可供我们随意选择的东西。正如哈贝马斯强调的那样，现代性不是我们“已经选择的东西”，因此我们也无法“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

　　因此，无论是拒斥现代性还是捍卫现代性，都不是一个纯粹学斋式的思辨话题，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对现代性的生成和作用机制做历史的、现实的微观分析，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所谓对现代性进行事实判断性的分析，并不是放弃对现代性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后果的批判，正如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旗帜鲜明地反思和批判资本和市场的消极后果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一样，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应当如此。因此，我在《现代性的维度》一书中，首要的工作是以西方的理性化和个体化为特征的典型的现代性为范例，通过对现代性的多重精神性维度、制度性维度和约束性维度的历史分析，尝试着揭示出现代性是怎样作为基本的图式和机理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怎样作为基本的生存模式深刻地影响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由此不仅为深刻理解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也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某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借鉴。

　　记者  我注意到，《现代性的维度》一书不仅运用了丰富的哲学和文化理论方面的文献，您还使用了大量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等其他学科的文献，而且您明确把它纳入“微观政治哲学研究丛书”之中。微观政治哲学的提出是不是标明你的理论研究同此前的文化哲学研究发生了重要转向，或者发生了阿尔都塞意义上的“认识论断裂”呢？

　　衣俊卿  我可以肯定地说，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提出并没有否定文化哲学，而是对文化哲学研究的深化和必然推论。一方面，文化哲学对理性文化模式的危机和经验文化模式的转型等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深入到社会经济、政治、公共生活背后的微观权力机制和结构，另一方面，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变化也刚好是朝着这个方向演变：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宏观的政治控制，如国家制度控制和国家权力运作，以及各种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越来越地借用技术的、文化的等手段采取微观控制机构而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存的各个层面，同时，内在于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各种弥散化的、边缘化的微观权力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微观权力层面上，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权力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开始“合流”，共同编织着当代人类社会的控制机制和运行机制。

　　 社会历史现实或者社会运行机制的这种变化，其内涵是十分深刻的：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编织得越来越精细的复杂的微观权力控制网络遮蔽了传统政治权力和阶级统治式的宏观控制，使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和统治更加精细并且具有“合理化”的外衣；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方式也更多地由传统的宏观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转变为多维度的微观权力的多态化的反抗，这同样是推动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所不可忽视的力量和方式。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年鉴学派的微观史学范式、日常生活批判、福柯等人的微观权力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的微观权力反抗策略、微观政治学、空间批判理论等纷纷兴起，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

　　显而易见，面对人类社会现实和运行机制的这种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不能失语，历史唯物主义更不能袖手旁观，必须自觉地开启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实际上，在我看来，对人类社会的微观机制的分析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挑战，不如说是为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能够穿越人类历史长河、穿透复杂的社会现实的理论棱镜提供了展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理论解释力的难得机遇。

　　记者  您的分析的确很有说服力。但是，学界也有一些担心，不少人都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思想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历史分析，您提出微观政治哲学或者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会不会与马克思社会理论有矛盾，相抵牾？会不会与一些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划不清界限？

　　衣俊卿  我首先想说的一个观点是：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排斥微观分析的说法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一些长期受苏联哲学教科书影响的研究者，习惯于把社会历史规律变成理论原理的思辨推演，而把现实作为原理的例证，结果使我们的哲学研究患有严重的抽象病。而马克思恩格斯对思辨哲学范式的体系化特征一直深恶痛绝，一直倡导具体化的分析方法，他们的宏观社会历史理论是建立在关于历史和现实的丰富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的。我在《现代性的维度》的序言中列举了大量从经典作家那里看到的微观理论思想资源，例如，人的问题、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一直占据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核心，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那种对“抽象的”、“理想化的”、“大写的”人的一般呼唤或描绘，而是对各种具体的人及其境遇的描述，关于现实的人和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和现实的具体的、微观的分析。一些后现代思潮或者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认为今天的微观分析超越了马克思的观点，这是一种对马克思思想无知的表现。在这一点上，福柯则更为深刻，他在《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明确断言，对于年鉴学派的微观历史视角而言，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

　　关于这一问题，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视域，非但不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宏观把握，相反，它有助于恢复历史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实在的丰富内涵，防止社会历史发展的线性决定论，这是对与社会历史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实际上，是否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宏观分析还是进行微观分析，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但是，宏观分析是否拥有扎实的和丰富的微观分析作基础，所揭示的规律的性质和所表述的宏大叙事的性质是有质的差别的。那种缺乏翔实的微观分析的宏观规律是自然科学式的、外在于历史的规律，这样的理解根本无法切中和穿透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

　　记者  最后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您在《现代性的维度》第六章中对现代性的精神性维度与制度性维度、自由与民主之间张力的分析非常精彩，从启蒙时代哲学家关于民主的生成的辩论一直到20世纪以来政治学家关于民主与自由的关系的讨论，清晰深入地展现了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和悖论。当前，西方国家工业文明业已高度发达，呈现出了许多巨大的弊端和危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的影响，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走向暴力冲突，这些危机和灾难是否意味着西方现代国家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如何看待西方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具有什么意义？

　　衣俊卿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课题，无法三言两语地说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今天全人类都正在被卷入一个机遇、挑战和风险并存的全球化进程中，正如吉登斯所断言：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全球化的总体格局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由“资本的逻辑”支配的全球化。对于人类社会的这一境遇，我们如果仅仅使用传统的政治统治、经济压迫和阶级对立的宏观分析，很难获得深刻的见解，而如果我们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多维度的微观分析，则可以真正看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棱镜的特有的解释力。

　　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制度所主导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等现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技术进步和福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生存条件。但是，在微观层面，我们发现，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的逻辑”的统治依旧存在，而且越来越精细：在全球的范围内制造着巨大的不平等，发达国家通过资本的全球流动和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而转嫁发展代价和资源环境危机，获得巨额利益；欧美利用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地位和优势，强力输出其制度文化和价值，形成新形式的霸权主义，否定世界各国发展模式、体制和道路的差异性；金融危机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曾引以自豪的作为社会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的松动和不稳定，“华尔街”所代表的1%和99%之间的天壤之别问题，以及对边缘群体和少数种族权力的忽视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运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对人的反抗意识的进行消解的问题；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骚乱等新形式的微观反抗等问题，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昭示出，目前人类社会所遭遇的问题绝不是某一方面的枝节性问题，而是关乎人类命运和前途的深层危机。资本的运动虽然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资本的逻辑本身并不能保证这些发展成果直接为人类的平等和幸福服务。相反，资本服从自身的逻辑：不间断地进行生产、流动、增值、逐利。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不在于运用资本的逻辑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在于其制度非但不约束反而放纵资本运动的消极后果，因此，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的逻辑。而中国如何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的逻辑和消极后果，以形成对资本的逻辑和市场机制的制度约束、法律约束、价值约束和道德约束，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和艰巨的历史任务，但是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根本之所在。

　　面对所有这些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自觉地引领人类反思自己的境遇，而马克思主义这一穿越人类历史长河的理论棱镜必将折射出更强烈的理论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