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和文化民生观点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力量和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结果，是文化自觉的直接体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三大基本任务，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和文化民生三者的发展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实现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民生三者的协调发展，在三者相互促进中推动文化整体建设的脚步持续向前迈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命题。

一、根本动力：文化生产力发展对文化软实力、文化民生发展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力的内涵不仅包括了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能力，也包含了将这些精神和文化产品复制和再生产的能力，即促使其成为规模经济的能力及提供规模文化服务的能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强大依托，是改善文化民生的根本动力。

　　（一）发展文化生产力是文化资源向文化软实力转变的重要基础。

　　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生产力作为文化力的两方面，是相互渗透而又可相互转化的。文化生产力具有意识形态性和客观物质性的双重属性，即“呈现显性（物态）和隐性（意态）两种形态”^[1]。意化形态的文化生产力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传承和创造能力，反映出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它的提高是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内容。而物化形态的文化生产力是意化形态的文化生产力的物质载体，物态文化生产力越发达，文化产品所承载的意态文化的传播力就越强，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文化的解释力、批判力、指导力、渗透力也就越强，从而文化软实力的水平也就越高。

　　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文化生产力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它是文化资源向文化软实力转变的最重要基础。文化软实力不是一种凝固的实体，而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生成性。文化不等同于文化软实力，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不等于有很强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资源只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前提，但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要通过发展文化生产力，将文化转变为文化软实力。比如，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转化为文化软实力，不仅需要发挥整个民族的意化形态生产能力来构建它，而且需要发挥整个民族的物化形态文化生产能力来促使人们认同它，因为文化的认同必须经过文化产品的消费后才能实现。

　　另外，文化创造力愈强，文化产业愈成熟，愈能够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全球的扩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运作，才能向全世界传播和扩散，并且渗透到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中去。”^[2]质量太差、形式单调、市场占有率低的文化产品不仅不能宣扬国家的文化，反而可能会产生副作用。中国与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差距依然很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化产业的落后。美国的文化生产是建立在先进的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顺畅的文化市场机制和精良的文化制作工艺，使得美国的文化产品在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通和自由竞争中占据明显优势，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美国的经济力，也通过文化消费品所负载的文化意蕴、核心价值观念、人文关怀，加速了这个国家文化自身的辐射力、影响力、吸引力，实现了其政治和文化战略目的。

　　（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解决文化民生发展矛盾的基本手段。

　　改善文化民生也同样离不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改善文化民生是文化发展的目的，文化民生问题要靠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来解决，没有文化生产力的提高，改善文化民生何尝不是空头支票呢？提供更多的精神财富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这是时代对社会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但是，作为精神财富源泉的文化资源并不会自动地把这些资源呈现给人们，文化资源与人们的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构成。这种矛盾唯有通过人们的文化生产实践来解决，文化生产力越高，就越能解决这个矛盾，对于这一点，人们不难形成共识，但是，紧接下来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什么才是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生产力怎样发展才能解决文化民生发展的矛盾?是不是文化产品越多，文化市场运作越成熟，改善文化民生的效果就越好呢?这是我们在研究文化生产力与文化民生之间的关系时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

　　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文化产品不可谓不丰富，每年都有国内外大量的文化产品涌入市场，但是真正影响人类思想的大师级文化作品却不多，文化民生问题也未得到较好解决。财富的增长、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并没有如人所愿地播洒更多快乐，相反，心理不适、信仰危机、悲观厌世等现象有所增加。应该看到，中国经济体制与社会急剧转型是引发大量社会心理问题的根本原因，这就需要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功能定义和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进行适度调整。

　　提高文化生产力需要发展文化产业，而非文化工业。早在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就对文化工业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认为，在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艺术和娱乐活动受到交换价值和利润动机的支配，文化产品“趋于一律”，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束缚了人的意识，剥夺了人的情感，阻碍了人的自主性发展，是稳定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3]由于精神产品的特殊性，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过程中，我们要尽量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不要掉入现代化的“陷阱”中，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律要逐渐达到契合，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以人为本，要通过创造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提供更丰富的文化服务来提升人类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品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原则下实现经济效益，从而实现改善文化民生的目的。

二、引导带动：文化软实力发展对文化生产力、文化民生发展的作用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综合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文化及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二是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模式等的同化力；三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以及在多边外交中对国际规则和政治议题的塑造力。^[4]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可以强化其对文化生产力和文化民生发展的引导、规范和带动作用。

　　（一）文化软实力规范和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

　　文化软实力的强化必然包括核心价值观的优化，核心价值观的创新发展渗透到社会生产方式、文化产业发展中，影响意化形态文化的发展方向，规定物化形态文化的表现形式，使文化生产过程同时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而对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引导和规范作用。另外，文化及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发展模式的同化力、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以及在多边外交中对国际规则和政治议题的塑造力等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可以发展出世界人民了解这一国家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带动国家的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的销售。

　　不可否认，我国在经济硬实力增强的同时，文化软实力水平也日益提高，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使得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而代表着中国文化精髓的“和谐世界”理念，更进一步拉近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距离，加强了我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提高了我国的世界影响力。

　　与此同时，我国文化生产力发展和文化产品出口逐步走上了快车道，书刊及各类印刷品出口规模快速扩大，仅入世5年间，我国文化产品就已实现出口188.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14%。^[5]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增长率远远高于美、英、法、日、韩等国，版权贸易逆差状况得到逐步改善，文化产品的影响力逐渐看涨，“中国迷”遍布世界，“汉学热”持续升温。

　　（二）文化软实力引导和带动文化民生发展。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可以引导带动文化民生的发展。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在相互交往中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得到普遍认同，甚至被吸纳或融合到其他国家的文化中去，这个国家不仅可以赢得国际社会更多的信任和尊重，也能极大地增强民众对本国文化的信心，提高民众创造文化的积极性，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等内容也更容易通过通俗化、形象化、大众化等途径，融入到人们的头脑中，形成广泛的心理认同，对人们的文化行为和文化精神起到结构性的塑造作用，从而更好地引导人们整个生命精神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三、基本前提：文化民生发展对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作用

　　文化民生事关人民群众的精神信仰、思想状况、文化权益和生活品质，文化民生问题涉及面十分广泛，大体可分为形而上、心理禀赋、现实等三个层面的问题。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是解决文化民生问题的重点，改善文化民生首先要确保民众的一系列文化权利，如文化创造的权利、文化选择（接受）的权利、文化消费的权利、文化休闲的权利、文化传播的权利、文化批评的权利等。^[6]文化民生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而文化民生发展也是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基本前提。

　　（一）通过影响文化生产力的主体性要素和文化产品的消费，文化民生的发展对文化生产力发生作用。

　　文化民生的发展旨在解决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通过改善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知识素养、理论思维水平、道德品质和创新能力等文化生产者的智力性因素，通过优化文化生产力主体能力结构中的精神因素，增强文化生产者的创造性，提高主体实践能力，文化民生建设可以对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换句话来说，改善文化民生是通过人自身的解放来解放文化生产力的。另外，文化民生建设也通过对文化产品消费的作用，影响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文化生产力是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的循环中不断地实现和发展的。通过提高民众的文化消费自觉性和积极性，引导民众的文化消费方向，文化民生发展可以促进文化生产力健康发展。

　　（二）通过影响主体的文化认知、认同、传播、展现、创新，文化民生的发展对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发生作用。

　　从某个角度来讲，改善文化民生就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很难想象，一个民众文化程度不高、国民素质低下的国家会有很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会对其他国家形成巨大的吸引力。文化软实力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的文化素质。保障人民的文化权利，实现人民在文化生活中的共建共享、公平正义，体现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是软实力的提升；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设施、文化场所的创建，体现了国家的整体形象，是软实力的落实。

　　文化民生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主体的文化认知、认同、传播、展现和创新水平，从而影响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作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本质上属于集团性话语，而并非个人从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因此，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需要被广泛接受和认同，由单一的文本存在状态转变为现实生活的存在状态，成为人们的价值追求。文化民生建设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来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也可以通过倡导共建共享促使各阶层减少差异和隔阂、调适社会心理、培养文明风尚等方式，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增强文化的凝聚力、感染力，以促进民众对文化生活的追求，提高文化创造力，加快文化的传播。同时，国家之间的交往总是通过个人来完成的，个人的文化素养和行为习惯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形象，民众的行为可向世人展现国家的文明程度，促进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和了解，扩大国家的对外影响，增强社会经济制度、发展模式等的同化力以及文化及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

四、协调发展：依循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与文化民生发展的互动规律，实现三者乃至整个文化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提高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软实力和改善文化民生是文化建设的不同方面，价值主体各异。提高文化生产力，价值主体是社会主义社会；增强文化软实力，价值主体是社会主义国家；改善文化民生，价值主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群众。由于价值主体的不同，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民生三者的发展关系因此既统一又对立，如果文化建设不能很好地处理其中的关系，必然会导致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民生三者发展的矛盾，这不仅会影响各自的发展，也会影响整个文化建设的全局和进程，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民生的协调发展是文化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民生三者的有效发展有赖于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

　　没有文化民生的支持，促进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发展就减少了精神支持和智力基础；离开文化生产力的提高，文化资源就难以转变为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也不能在全球扩展，文化资源与人们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就无法得到解决；文化软实力得不到增强，民众对本国文化的信心就会减弱，民众创造文化的积极性就会消退，文化生产力和文化民生发展就没有了足够的外在引导、规范和带动力量。因此，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民生的协调发展是三者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文化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注重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民生的协调发展。

　　“民生为本”是“以人为本”的最直接体现，也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以“民生为本”的文化发展，就要将改善文化民生作为文化科学发展的价值基点，视人民群众为文化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以及最终惠及者和受益者。而发展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是改善文化民生的基础和前提，当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不符合时代要求时，改善文化民生就欠缺了实践平台和坚实根基，文化的“以人为本”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只有三者协调发展，人民才能在发展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的伟大实践中发挥首创精神，文化建设才能真实而又充分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现文化“以人为本”的要求。

　　（三）文化坚持“全面”发展就必须重视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民生的协调发展。

　　文化发展不是文化产品在数量、质量、结构上单方面的发展，而是文化功能全方位的发展，它兼顾社会发展、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等各方面要求。它不仅要解决“多”的问题，即文化企业产能扩大，文化市场供给丰富，也要解决“好”的问题，即文化产品和服务品质的提升，民众精神愉悦程度的提高，本国文化的世界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增强，还要解决“兼顾”的问题，注重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品种结构，更好地满足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文化功能发挥与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民生三者密切相关，三者的发展都从不同方面强化了文化的功能，如发展文化生产力强化了文化的经济功能，有助于解决“多”的问题，发展文化软实力增强了文化的凝聚、感召作用，有助于解决“好”的问题，而改善文化民生则有利于发挥文化的教化、调节功能，既有助于解决“好”的问题，又有助于兼顾各方面利益。只有三者协调发展，文化功能才能全面发挥，各种问题才能充分解决。

五、实现路径：以“人化”和“化人”的相互促进为目标，促进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与文化民生三者的协调发展

　　人类不断地进行着文化创造，通过“人化”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在文化的孕育下不断成熟起来，经历着“化人”这一历程，“人化”和“化人”两个阶段的关系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关系。所谓“人化”过程，就是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价值，就必须通过自身的积极实践摆脱自己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约束，创造出一套价值系统、符号系统、话语系统、解释系统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产品，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服务，即建立属于自己的“第二自然”；所谓“化人”过程，就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人化”出一个文化的世界，这个文化世界也反过来作用于自身，使自己的本质得到文化的熏陶。^[7]只有“人化”和“化人”两过程的相互促进，才有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与文化民生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发展。

　　（一）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与文化民生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文化既要“人化”，又要“化人”，“人化”与“化人”是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双向旅程，文化的发展是“人化”与“化人”两个过程的不断延续，两者互为因果，“化人”既是第一层序的“人化”的结果，又会对下一层序的“人化”提出新的要求，是下一层序的“人化”的准备和条件，处于人的实践运动的连续过程的中间环节。文化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生成、不断超越，就需要促使“人化”和“化人”两个过程形成正反馈的、相互放大的作用关系。

　　对于文化发展的“人化”和“化人”两过程，提高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软实力和改善文化民生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同的。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加快了文化发展的“人化”过程，扩大了“人化”过程的成果，文化民生的发展保证了文化发展过程的“化人”阶段的顺利进行，而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文化竞争日趋激烈的结果，它的发展是“人化”和“化人”两个过程成果的综合体现。三者的发展中都需要注意形成“人化”和“化人”两个过程的正向互动，促使第一层序的“人化”对第二层序的“化人”产生积极作用，促进第二层序的“化人”阶段实现个人的素质和文化反省、文化选择、文化创新能力提高的要求，只有这样，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和文化民生的发展才可能实现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推动文化健康发展。

　　（二）确保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民生发展中“人化”与“化人”的相互促进。

　　目前，我国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和文化民生三者的发展存在衔接不够、正向影响较弱等问题。由于文化民生事业离共建共享的目标要求有较大距离，文化产业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因此受到了一些限制，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及其在大众中传播的效果还有待加强和提高，因此，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三者的彼此衔接和良性互动，以促使“人化”和“化人”两过程的相互促进。

　　第一，三者发展进程的衔接和互动。首先，要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文化产品既要警惕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的“贵族化”倾向，也要注意防止一味迎合大众的“低俗化”；应提高主旋律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亲和力，推动文化产业集团化、囯际化，与市场经济进一步接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其次，文化民生事业建设应“惠泽于民”与“均衡差异”相结合。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的文化权益，使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建设既重点突出又兼顾全面，既纵向分级又横向网格，既符合现实需要又利于长远发展；要积极开展各种公益文化活动，提高人民整体的文化素质、文化消费水平和文化创造能力。

　　第二，三者发展动力的衔接和互动。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提高国家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而文化民生事业的发展又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源泉，通过改善文化民生来提高文化创新力，从而推动国家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这是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和文化民生三者发展动力衔接和互动的基本规律。文化创新是三者发展动力衔接和互动的基点，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是三者良性互动的基础，因此，文化民生建设要以人为本，实现人人共享、人人参与、人人创造，每一个个体的公民都积极参与文化民生建设，这是政府和社会能够发挥各自作用的前提，也是提高国家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

　　第三，三者运行机制的衔接和互动。政府需要转变文化职能，发挥引导和推动作用，一方面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另一方面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推进多元服务机制，探索服务便利机制，建立信息网络机制，保障公共文化服务可持续发展。

注释：

　　[1] 刘本锋:《论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载《求实》2003年第8期。

　　[2] 花建等:《软权力之争: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化潮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3]《现代西方哲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3—484页。

　　[4] 于溪滨：《软实力理论的内涵、产生背景及运用》,载《当代世界》2006年第9期。

　　[5] 李清亮:《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现状分析及政策研究》,载《中国改革》（综合版）2009年第8期。

　　[6] 李宗桂: 《提升软实力重在文化民生》，载《人民论坛》2007年第10期。

　　[7] 舒扬：《当代文化的生成机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作者：柳礼泉，湖南大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肖冬梅，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